寫這本書的動機完全是偶然的。大概在五至十年前，某日和好友許世模醫師閒談台灣國情之際，他問我台灣人的心態是否與受虐者的病態心理有關，因為精神醫學是我的專業，便慫恿我將此寫成一篇文章。我覺得這建議很有意義，就在業餘斷斷續續地整理思路，著手寫文章，準備在美國的台灣公論報或太平洋時報發表。那知越寫越長而不能收拾，以致後來這篇難產的文章就成為我自嘲和許醫師揶揄的對象。在另一次聚會中，許醫師再次向我提及他的見解，他認為台灣人的行為和Stockholm Syndrome極其相近。當聽到他這見解的時候，我的心裡感到十分矛盾；為了寫這篇文章，我一直特別留意有關受虐者心態、 Stockholm Syndrome和後創傷症候群的相關文獻，終於獲得同樣的結論，我甚至把它當做我的「新發現」而竊喜，不料許醫師幾句話就打破了我自認為「發現者」的幻想。不過，另一方面我既欣喜又欽佩許醫師對於心理學擁有敏銳的直覺，想不到心臟科醫師的他卻具有精神科醫師的天份。不僅如此，此後我更陸續讀到具有相同觀點的著作。陳茂雄在其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以Stockholm Syndrome來解釋台灣人的行為。李喬的「『二二八』在台灣人精神史的意義」一文，則以「後創傷症候群」的觀點來解讀台灣人的心理和行為，他認為今日台灣人的心態和行為可追溯到台灣歷史上的創傷－「二二八事件」。上述經驗確實打開了我的視野，沒想到有這麼多洞察力敏銳的台灣人，各自對台灣人的心理和行為進行獨立的觀察，卻不約而同地獲得相同的結論。因此，我捨棄原本要替台灣開「處方箋」的心態，改用「描寫」的方式進行寫作。因為，不僅台灣的心理病態與一般受虐心理、Stockholm Syndrome或後創傷症候群相近，連目前台灣正蓬勃進行中的自救運動也與這些病症治癒的過程極其相近。從開始嘗試寫一篇文章到完成了這本書，已過了許多年的時間。其間，我不斷地以最新的時事來修改內容以闡釋本書的論點，但台灣政情變動地很快，令人有追不上的感覺，幸好時事的時間性對本書的論點並無大幅度的影響。由於開業早出晚歸，少有時間寫作，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又不是專業作家，因此下筆格外吃力。為了尋找寫作時間而忽略了許多本是份內的家庭雜務，幸好內人默默地一手包辦。而後父親來定居，加入了整理庭院的陣營，更減經我的負擔，在此要向他們表示萬分謝意。我特別要向李錦容女士、莊秋雄博士和林健一先生表達謝意，他們不花費許多時間細心地閱讀我的手稿，糾正當中的文句並給予建議；此外，我參考了張信重博士、劉麗珍博士、林健次先生、林邦夫先生和內人等的感想和評語對內容加以修改，終於促成此書的問世。最後希望讀者發現本書的意義，並幫助台灣人的心理重建。